About

修地方志的人大半都有些职业病，总觉得纸上的字比活人可靠。这话听着偏激，但在方志办这几年，我翻过上万页民国年间的地籍资料和工厂名录，纸张纤维里的霉味和那股子已经氧化发黄的墨迹，远比那些在翠湖边遛鸟、嘴里一套一套的老头子诚实。人会为了面子撒谎，但1936年昆明电灯公司的发电量数据不会。

1973年1月14日，我出生在昆明大观路附近的工人医院。那天昆明最高气温14.2度，北风三级。我父亲是电工厂的钳工，我这辈子对精确度的执迷，大概是从他那把用了三十年的游标卡尺开始的。

1980年到1991年，我的生活半径几乎没离开过五华区。那时候翠湖的水还没现在这么深，南门外的洗马河还能看见淤泥里的田螺。我记得1985年秋天，我第一次在省博门口看见那种清代的黄铜权砝码，那是清同治年间的，通体圆柱形，顶端有个小环，底座刻着“官准”两个字。我站在那个展柜前看了半个钟头，直到我爹把我拖走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东西如果放在我手里，我一定能算出它在这一百多年里因为磨损掉了几毫克。

九十年代初，我进了一家无线电厂。那是我最快活的一段时光，虽然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两百来块，但我能整天和电路板、电容、电阻打交道。我人生第一台收音机是自己攒的，用了四个三极管。我到现在都记得松香在烙铁头上融化时的那股白烟，必须是350度左右的温度，锡丝划过焊点，凝固后是一个完美的、泛着银光的圆锥体。如果焊点发灰或者有毛刺，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那意味着导电率的不稳定。后来厂子倒了，我换了几份工作，在电脑城卖过配件，给人家修过电磁炉，但那些活计太糙，现在的电器拆开全是集成块，没意思，没那种修补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时的逻辑感。

2014年，我进了五华区方志办，劳务派遣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发脆的、边缘打卷的文史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前的手工整理。很多人觉得这活儿枯燥，我不觉得。我喜欢把那些120克重的道林纸或者更薄的毛边纸一张张理顺，用不锈钢镊子夹掉生锈的回形针。生锈的回形针会在纸上留下一个直径约2毫米的暗红色圆点，那是氧化铁的痕迹，如果不清理，十年后纸就会从那里烂掉。

我现在每天的生活精准得像一只老式机械表的擒纵机构。早晨5点30分准时起床，不穿那些花里胡哨的专业跑步装备，就一件全棉的白背心和短裤。5点50分准时踏上翠湖的环湖路。逆时针跑，一圈1.9公里，我跑两圈半，加上出入的小径，刚好5公里。11月的昆明，早晨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桉树味。我的膝盖在转弯时会有轻微的咔哒声，那是右侧髌骨磨损的物理反馈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我更在意的是我那台百利达体脂秤上的数字，12.1%或者11.9%，这是我作为五十岁男人最后的体面，也是我对抗身体机能不可逆衰减的唯一战果。

跑完步，我会去文林街那家开了二十年的早点铺。豆花米线，我要粗米线，这种米线的直径大约在3毫米左右，挂浆力强。咸菜必须是拓东酱油腌出来的，多一分则苦，少一分则淡。我不喝咖啡，那东西会让我的手在拿镊子时产生每秒0.5毫米左右的微颤。我喝普洱老茶头，大缸子焖着，茶汤红得像陈年的牛皮纸。

家里那只鹦鹉“大炮”是2018年养的，灰鹦鹉，聪明得让人头疼。它能模仿我修无线电时电烙铁架碰撞的叮当声。有时候我坐着研究那把光绪年间的铜秤杆，它就在旁边喊“德明，开水！德明，开水！”。那把铜秤杆是我前年在潘家湾旧货市场淘到的，长42.5厘米，红木杆身，上面的秤星是手工钻孔后再填入白银。我用千分尺量过，每一个秤星的间距误差不超过0.2毫米。清代的工匠没有数控机床，他们靠的是手感和对重力的绝对敬畏，这种敬畏在现在的塑料制品里找不到了。

这个博客，就是我的一些“零件”。 里面有我对翠湖每年红嘴鸥数量的观测记录。比如去年12月3日，气温3到16度，观测到红嘴鸥约3500只，其中幼鸟比例约为15%，它们抢食面包的速度比往年慢了0.3秒，这说明湖边的投喂量过剩了。 里面也会有我对修补一台1968年产“熊猫”牌收音机的全记录。我会告诉你那个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如何从50微法降到32微法的，以及我如何用一个同规格的旧零件替换它，让那股沙沙的电流声重新变得清脆。

我这人不爱听什么宏大叙事，什么“传承文化”，什么“时代变迁”。我只看具体的数字和材质。你告诉我这幢楼是老建筑，没用，你要告诉我它的砖墙厚度是37厘米还是49厘米，水泥砂浆里有没有掺石灰。生活是由这些实打实的物理参数凑起来的，只要这些参数记准了，日子就丢不了。

今天下午，我要去整理一批关于1950年代昆明手工业合作社的账本。纸张是那种劣质的草浆纸，容易吸潮。我得先把它们放在除湿机旁边，把环境湿度降到45%以下。这就是我的日子，没什么波澜，但就像我修好的那些无线电一样，只要电路通了，底噪压住了，声音自然就出来了。

我衣服左边袖口有个线头，那是60支纱的棉线，已经脱开了3毫米。等写完这段，我就去把它剪掉。